Europe beer history

北方的日耳曼野蠻部落成為歐洲的主人。
有趣的是，在這個被中世紀史學家稱為“黑暗時代”的年代，被希臘與羅馬文明長期貶抑的啤酒卻迎來了復興。

日耳曼人啤酒嗜好的最早文獻來自於希臘歷史學家、斯多葛派哲學家波西多尼的着作，
他對於公元前2世紀一些遷徙至意大利北部的森布裡人部落的生活起居有着詳盡記載。
他寫道，這些日耳曼人熱衷於痛飲一種盛在粗糙的陶杯中、完全來自純小麥釀造的酒精飲料，
它發出一股獨特的“腐爛氣息”，與芬芳純凈的葡萄酒相比，絶對是“野蠻人的飲料”。
公元前55年跨越萊茵河、揮軍遠征、時任高盧總督的朱利葉斯·愷撒在遭遇這個更為凶悍、野蠻的民族，
也特地在《高盧戰記》中指出，區別高盧人與日耳曼人的有效方法之一，即是看他們熱愛何種杯中物。
很快，在愷撒麾下軍團中，德國雇佣兵人數急劇增多。
在公元前43年擊敗龐培的法爾斯撒魯斯戰役前夜，愷撒允許他們徹夜痛飲自己釀造的啤酒作為獎勵。

酒精與英雄傳奇

隨着羅馬帝國官方歷史紀錄系統的終結，啤酒也和許多重大社會變遷一樣，在將近兩個世紀中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
中世紀關於啤酒的最初文獻記載，來自於公元6世紀，第一位英國本土歷史學家、修道士吉爾達斯的着作
《哀訴不列顛的毀滅》：公元4世紀初，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姆斯和君士坦丁將駐扎多年的不列顛羅馬軍團撤走；
為了抵擋北方的皮克特人和蘇格蘭人，不列顛部落首領伏提庚(Vortigern)被迫向萊茵河流域的
諸多日耳曼蠻族部落——盎格魯-撒克遜人、朱特人和凱爾特人求助，兩位強大的盎格魯-撒克遜首領
霍撒與亨吉斯特應邀率領他們的部下渡過英吉利海峽，從伏提庚手中獲得了肯特郡作為遠征的報酬。
然而，隨着皮克特人入侵危險的消弭，伏提庚和他遠道而來的盟友之間終於産生了糾紛，
霍撒與亨吉斯特遂提議召開一次和平的酒宴。
充滿戒心的伏提庚帶着300名精鋭勇士前來赴宴，但亨吉斯特卻派出以美貌著稱的女兒羅溫娜出席宴會，
並用大量的烈性啤酒灌醉了伏提庚和他貪杯的武士們。
最終，目睹手下被伏兵屠戮殆盡的伏提庚被迫簽訂了城下之盟，讓出了西南部的威塞克斯、埃塞克斯、蘇塞克斯。

　　隨着這些野蠻的武士貴族匆忙在歐洲各地建立自己的王國，
歐洲早期游吟詩人開始傳唱這些經過美化的英雄遊歷冒險經歷和宮殿議事大堂中的豪放盛宴。
創作年代大約為8世紀的《貝奧武甫》，為我們提供了描繪公元6～7世紀
入侵不列顛的斯堪的納維亞日耳曼武士部落生活的藍本：無論在上馬出征還是凱旋而歸後，勇士們總要大擺筵席。
在丹麥國王霍茲加的宏大城堡西洛特的中央，有一間豪華的“鹿廳”，在《貝奧武甫》中，
4種酒精飲料——“Medo”、“Win”、“Ealo”和“Beor”經常被提及，前2種分別是蜂蜜烈酒與葡萄酒，後2者則是啤酒。
當貝奧武甫初次來到“鹿廳”時，王后薇爾皙歐曾親自用一隻銀子裝飾、做工精美的野牛角杯為其把盞，
並祝福他能夠如約戰勝怪物格倫代爾。
無疑，這種野牛角杯不僅用於飲用啤酒，也被用於飲用其他烈性酒，並經常作為昂貴的陪葬品與武士一同埋葬。
公元7世紀威塞克斯國王伊安曾制定法律，如果兩個武士在飲用啤酒後發生爭執，那麼首先動武者要被罸款30先令。
在80年代初，英國薩福克郡代本河口發現的一艘公元7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沉船中，
考古學家發現了數十隻類似的角杯，以及用來貯藏啤酒與葡萄酒的陶罐殘片。
在維京人的傳奇史詩《裡格頌》中，曾這樣描寫人類階級的起源——
神國艾斯達的守護之神海姆達爾化身凡人裡格前往人間遊歷，
分別在一戶貧苦老人的棚戶、一家農民的木屋以及一位貴族的堡邸中接受了款待。
在三家人的餐桌上，佐餐的飲料分別為水、啤酒和葡萄酒。
在海姆達爾離開後，三個家庭分別生下了兒子，遂成為人類世界中奴隸、自由農民和貴族武士的始祖。
9世紀初，已經被譽為盎格魯-撒克遜人之王的阿爾弗雷德大帝明確表示，
啤酒對於僧侶、武士和農民都是某種必需品，是他們祈禱、廝殺和耕作的動力。

修道院中的酒窖：傳承與改進

　　這些史料生動地說明啤酒的地位雖然略低於葡萄酒，但已經是歐洲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飲料，
盡管早期基督教仍然譴責啤酒會讓人陷入狂暴的情緒，並禁止以其作為葡萄酒的替代品用於教堂獻祭，
但它逐漸成為早期封建領主所徵收的貢賦，從而得到承認。
在909年的一份敕令中，英國國王愛德華將Tichborne一帶的莊園與土地賜給德涅伍夫主教，
要求其每年上繳12賽斯特淡啤酒以及12賽斯特威爾士甜啤酒(1賽斯特約為540毫升)。

　　在5至9世紀戰亂與自然災害交替的打擊下，
基督教會與修院不僅承擔了弭平衝突、傳播信仰的重任，也成為啤酒釀造與技術改進的中心。
英國卑诗大學中世紀史研究專家理查德·W.安格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啤酒》中論述說，
擁有固定土地和佃農以及書籍資料的修院，是在中世紀前期動亂年代唯一能夠免於兵災、持續進行農業生産的單位。
在當時的傳記和傳說中，許多基督教聖人也施行過許多與啤酒有關的“神跡”：
7世紀初，生於愛爾蘭的隱修院院長聖高隆龐訪問楓特奈修道院時，據說曾拿出隨身攜帶的一罐啤酒
源源不斷地倒入60名修士的水杯；而聖克洛諾斯，據傳也能夠使酒桶中的麥芽在水中自動發酵，釀成啤酒。

　　與其他離群索居在山中或者修道院的苦修聖人不同，聖高隆龐的偉大功績不僅在於其跋涉千里
在法國與意大利設立了一系列修道院，也在於只手將啤酒飲用與釀造習俗自愛爾蘭引入歐洲，
並最終促使羅馬教會接納。
晚些時候，被教皇維塔利安指派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著名神學家塔爾索的狄奧多建議，
苦修的僧人仍然需要每周3次進食肉食、乳製品、淡啤酒和蜂蜜啤酒，但不能過量飲用致醉。
最終，努西亞的聖本尼迪克特——意大利卡西諾修道院的創始人，
794年在查理曼大帝的繼任者——“虔誠者”路易的支持下，為法蘭克帝國境內所有的修院制定了統一的戒律。
在816與817年召開於亞琛的兩次宗教會議上，這些戒律被正式通過：
修道士每日的飲酒量不得多於半品脫葡萄酒以及一品脫啤酒；
聖誕節、主顯節、復活節等其他節日裡，修士們可以得到額外一品脫自釀的啤酒。
這一規定迅速從北部法國蔓延到德國、意大利與不列顛地區。

　　在今日瑞士日內瓦大學圖書館的檔案室內，仍然保存着一張繪製於公元9世紀的羊皮紙建築圖，
清晰地表明位於瑞士境內的聖加倫修道院擁有獨立的麥芽貯藏室以及發酵房，還有制桶與箍桶設備，
其出品既供應修士們的需要，也用來接待貴客與施捨救濟。對於修士每天忙碌緊張的經院生活來說，
這些難得的酒精飲料確實有振奮精神的作用。
晨禱鐘最早會在半夜2～3點敲響，修士們睡眼惺忪地走進禮拜堂，開始誦念讚美詩與經文，然後是詠唱聖歌。
每天修士們的祈禱時間為4小時，以3小時為間隔，其余時間都要從事閲讀、抄寫、體力勞動和其他慈善活動，
直至下午14點才能吃到第一頓飯。
在聖本尼迪克特製定的修院戒律中，進餐中的修士嚴禁交談，如果需要在餐桌上添加飲食，需要使用手語。
在一部繪製於10世紀左右的修道院文獻中，一組圖畫詳盡描述了這套繁瑣的手勢：
一名僧侶如果不滿意自己的酒杯空置，必須先用左手食指壓在下嘴唇上，然後左手握拳放到平坦的右手手掌中間。

　　很快，啤酒釀造開始從修道院蔓延至它們所管轄的農莊與村社。
在9世紀巴黎聖日耳曼修道院院長愛米爾隆為耕種其附屬莊園土地的農民們開出的稅單中，
不僅包括鷄蛋、豬肉、木柴以及釀造啤酒和食用的燕麥和大麥，也包括貯藏啤酒必須的桶板與桶箍。
監督農民是否按時交納這些賦稅，以及從事修院要求的日常性勞務，則由修道院中的總管和委派的村長完成。
位於倫敦以北70英裡處的埃爾頓，是一塊面積達到1400英畝，由耕地、灌木林和兩座位於溪流旁磨坊組成的土地，
與將近500戶佃農一起，隸屬於歷史悠久的拉姆齊修道院。

遺留至今的修道院契約和檔案顯示，几乎每戶農家的婦女們都從事啤酒釀造業，但她們必須在屋檐下懸掛標記，
以便村長和修道院主管不時抽查，如果釀造的啤酒太淡，則需要繳納罸金。

　　隨着啤酒釀造量的急劇攀升，修士們開始嘗試在釀造的過程中加入啤酒花，它能使啤酒擁有一股清香的微苦氣息，並延長其貯存時間。在希臘與羅馬時代，關於啤酒花的記載甚少，羅馬政治家兼自然學者老普林尼曾在《博物志》中提起過這種神秘的野生植物，聲稱它除了食用，還有提神醒腦等藥用價值。法國科赫比修道院院長奧多在一封寫於859年的信中，稱這種改良配方的啤酒十分令人滿意，以至於修道院不必釀造更加昂貴的葡萄酒與梨酒來滿足修道士的需要。816年，科赫比修道院院長亞德爾海德正式規定，向修院周邊的佃農徵收啤酒花作為什一稅。似乎在9世紀至10世紀，啤酒花正式被歐洲各國莊園列為必須種植的作物之一，很快，這種“加味”啤酒因為其濃烈的獨特口感逐漸取代了傳統以小麥和麥芽釀造的“淡啤酒”，大受因餐桌上缺乏調料，無法更好地滿足自己味覺的饕餮之徒的歡迎。1419年英法百年戰爭期間，亨利五世揮軍圍困魯昂，為了鼓舞士氣和炫耀財富，特地從倫敦海運500多桶加有啤酒花的特製啤酒送抵軍營犒賞將士。

　　城市，行會與資本主義的萌芽

　　然而，隨着中世紀後期城市的發展，釀酒逐漸擺脫了修道院與農莊的獨占。創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於公元771年登基後，抵禦倫巴第人入侵羅馬教皇領地，征服了巴伐利亞與薩克森並使之改宗基督教，阻止了來自西班牙的摩爾人擴張，第一次使自維斯杜拉河至大西洋、波羅的海至比利牛斯山，以及意大利與巴爾幹的大部分統一。在他身邊，聚集了一群管理行政的貴族與教士，以及更多的學者與侍從。查理曼本人派出御前密使考察總督、伯爵與主教是否在轄區內橫征暴斂、賄賂徇私。他在亞琛的宮廷中設立學校，校訂抄寫羅馬時代的書籍手稿。查理曼本人在用餐時經常聽音樂或閲讀，親自規定無論是啤酒還是葡萄酒，自己每次飲用時不能超過3杯，但這並不妨礙他要求各地領主搜尋包括釀酒師在內的能工巧匠聚集於城市以及首都亞琛。隨着城市商業的繁榮與消費能力的上升，無論是修道院還是農莊磨坊，都樂於將剩餘産品銷往城市以換取現金；而城市擁有的自由度，也使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遷居謀生，其中不乏曾在修道院中學習發酵與釀酒技術者。

　　1267年，英國國王亨利三世在倫敦頒佈了歐洲第一個關於麵包製造和啤酒釀造規範的法令，上等啤酒的價格不得超過1個半便士/加倫，每桶啤酒必須重量達到36加倫，一誇脫麥芽最多隻能釀造4桶酒。在倫敦和其他城市，有國王派遣的市場專員定期巡視啤酒與麵包師行會的作坊，檢查烘烤與發酵過程、使用的麵粉、麥芽是否新鮮。同樣，在大洋彼岸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也於1268年發布“純凈法令”，稱“除了純凈的清水、麥芽與啤酒花，啤酒中不需摻雜其他任何物質”。從12世紀開始，由於消費能力的提高與人口的飛速增長，城市作坊逐漸成為啤酒釀造與銷售的新中心。由於對水質的苛刻要求和運輸便利，這些作坊一般位於靠近河流縱橫交叉的港口城市，諸如荷蘭的代爾夫特與德國的漢堡。由於工藝的發展，啤酒釀造越發需要借助一些複雜而昂貴的早期機械設備，諸如蒸汽煮沸鍋，這一設備能使麥汁沸騰、濃縮，更好地吸收啤酒花和其他香料並減少蒸發性損失，一次釀造量能夠達到260升，是以往的10倍之多。無疑，較之法國鄉村，鈑金工業發達的低地國家與神聖羅馬帝國各大城市更適宜釀酒業的進一步發展。

　　啤酒釀造與消費的興盛使得它成為歐洲封建領主覬覦的新興財源：1187年，英國國王亨利二世與其子——大名鼎鼎的“獅心王”理查為了籌措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龐大的軍費開支，宣佈徵收“薩拉丁什一稅”，並特別曉諭啤酒釀造行會在納稅之餘要以金錢和貨物進行額外報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216年，理查的繼承者——“無地者”約翰在紐瓦克突然逝世，據說其致命的原因就是在餐桌上食用了過多的桃子和蜂蜜濃啤酒，從而引發了高燒。由於擔心啤酒釀造和飲用過多地消耗糧食，從而在歉收之年造成恐慌，國王和領主們往往對城市啤酒館的數量加以限制。1268年，“長腳”愛德華一世就親自做出規定，在倫敦市區之內只得開設3家啤酒館：分別位於坎農大街、沃爾布魯克廣場和倫巴第大道。盡管如此，啤酒釀造行會的勢力依舊不斷增長，愛德華一世曾親自做出裁決，勒令倫敦皮革與魚販兩家行會不得使用城內流水水渠進行魚肉和皮革産品的清洗，以免污染水源，損害啤酒釀造業。不久後，倫敦啤酒行會就從倫敦市政府和國王手中拿到了包攬行內稅務徵收的許可，從而宣佈了以城市工業為代表的新生經濟力量摧垮封建制度的第一步。